三年前的一天，2022年1月25日，我和一部當(dāng)世非同尋常的著作手稿共處了八小時。

　　那是楊仁凱先生《國寶沉浮錄：故宮散佚書畫見聞考略》一書的手稿。此書1989年編成，1991年初版印行，之后多次再版或新編，內(nèi)容越來越詳備，插圖越來越清晰，印制越來越精美。可是，此書的手稿，卻極少有人見過。1989年送交上海人民美術(shù)出版社排印的書稿，是“清稿”，不是手稿。

　　前后歷時三十余載

　　“這部書的撰寫，”楊仁凱先生在初版“自序”中開頭就說，“前后歷時三十余載，終于在1989年春季全部清稿完畢，如釋重負(fù)。”這里的“三十余載”，是手稿的成長履歷：1950年代初期開始撰寫，1960年代中期基本成形，1970年代接近定稿，連“前言”都于1973年增修完畢。但彼時此書不可能列入出版議程。1970年代末乃至整個1980年代，楊仁凱先生的著述條件、環(huán)境與信息資源都發(fā)生了極大變化，原來的手稿忽然面對一個全新開放的世界，需要刪改、修訂、增補(bǔ)之處甚多，作者不同時期、不同筆觸、不同顏色的墨痕因此遍布全稿，有些頁面大字小字，層層疊疊，幾至難以辨識。這樣的手稿顯然無法送到印刷廠排印。

　　這樣的手稿在《國寶沉浮錄》出版后就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了，像一位隱入山林、不再參與世事的覺者。據(jù)清稿排印的《國寶沉浮錄》則另有其命運(yùn)。作為一部新書或者說不斷“新生”的暢銷書，它的生命軌跡似乎和當(dāng)初的手稿漸行漸遠(yuǎn)，山高水長，難得一見。

　　直到2019年10月的一天，事情開始有變化。

　　那時我在深圳《晶報》任總編輯，有個晚上忽然接到美編楊洋微信傳來的多張圖片，說那都是他爺爺?shù)牟貢�，讓我看看如何處理好些。我一看，連連驚呼：都是簽名本��！啟功的、李敖的、馮其庸的，都有。我趕緊回復(fù)說：“別動，別賣，別散，你們家自己存著。”

　　至于他爺爺是誰，其中另有故事。有一次和主編聊起《晶報·深港書評》每期的封面大圖，我盛贊那位署名“勾特”的美編畫名家頭像畫得真?zhèn)魃�。主編問�?ldquo;知道責(zé)編的真名字嗎？”

　　“不是叫楊洋嗎？”我回答。

　　“知道他爺爺是誰嗎？”主編又問。我說不知道。

　　“真不知道？楊仁愷老先生��！”主編瞪大眼睛，一臉嘲笑我無知的神情。

　　“什么？”我也瞪大了眼睛，“那孩子是《國寶沉浮錄》作者的孫子？”

　　上海人美初版《國寶沉浮錄》1993年我就買了。我可沒有收藏、鑒定國寶的野心，當(dāng)時我只是對溥儀、溥杰小哥倆聯(lián)手從故宮往外偷運(yùn)歷代書畫、善本一事感興趣，很想知道那批寶貝的下落。這都是讀了《我的前半生》一類的書種下的“草”。后來楊仁愷先生多次來深圳開講如何鑒別書畫真贗，我雖然一次也沒去聽，但“國眼”“人民鑒賞家”等等稱譽(yù)和他一生為國寶團(tuán)聚滿世界奔走的事跡，我在自己供職的報紙上都不止一次讀到過。實(shí)在沒想到，他的嫡孫竟然和我同事。

　　那天微信談完簽名本后不久，楊洋又來我辦公室，繼續(xù)聊他爺爺?shù)牟貢�。忽然他貌似漫不�?jīng)心地說，他們家還珍藏著《國寶沉浮錄》的手稿，“您有沒有興趣看看？我爺爺?shù)淖謱懙煤芎玫摹?rdquo;

　　我大驚。“手稿！你爺爺?shù)氖指�？楊仁愷先生親筆寫的？”

　　“是，毛筆寫的，很漂亮。”楊洋說。

　　“在哪里？”我問。

　　“在沈陽。”他說。

　　我心里忽然一動，忙問：“從來沒有影印出版過嗎？”

　　“沒有。”

　　我對他的回答將信將疑。楊仁愷先生，一代古書畫鑒定大師，在文博界有著星辰般的地位，其《國寶沉浮錄》已經(jīng)暢銷、常銷近三十年，南北幾個出版社輪番搶著出，難道就沒有人想到要出手稿本嗎？《國寶沉浮錄》手稿本！這是一個多么好的出版選題！

　　我對楊洋說：“你去給你爸你媽商量，就說深圳報業(yè)集團(tuán)出版社要出《國寶沉浮錄》手稿本。”

　　楊洋說：“這不用商量吧，我們家肯定同意��！況且又是咱們自己的出版社出。只是……”他很真誠地笑了一下說，“咱出版社不怕賠錢嗎？”

　　“當(dāng)然怕賠錢�？墒�……”望著辦公室窗外林立的樓群和遠(yuǎn)方香港新界的隱隱青山，我自言自語道：“會賠錢嗎？”

　　書名大受市場歡迎

　　“我覺得不會賠吧。”楊仁愷先生的弟子、久居深圳的收藏家王鵬邊用手機(jī)拍手稿圖片邊用不容置疑的口氣說。那是2020年11月12日，楊洋把《國寶沉浮錄》手稿本從沈陽背到了深圳，王鵬和我結(jié)伴去楊洋家里觀摩。第一次與楊仁愷先生的手稿晤對，除了驚嘆，我不知說什么好。王鵬照樣心情激動，小心翼翼地一本本翻閱。“多珍貴的手稿。印出來懂行的人都會珍藏。”

　　我問王鵬：“原來見過楊先生的手稿沒有？”

　　王鵬說：“跟楊先生學(xué)習(xí)時，在他家里翻過一次，之后就很少能見到了。”

　　我知道王鵬深度參與過《國寶沉浮錄》第四個版本（上海古籍版）的圖文編輯。“當(dāng)時他們這個版本是否有和手稿對照？”我問。

　　“沒有。”王鵬說，“1991年初版問世后，新版本大都是參考的初版本。這也是我們這個手稿本的價值所在。見過手稿的人太少了。”王鵬說這話時，身份已從默認(rèn)模式悄然變成了深圳報業(yè)集團(tuán)出版社“手稿彩圖典藏版《國寶沉浮錄》”的序言作者、出版顧問與圖片編輯。

　　我第二次見到楊仁愷先生的手稿，就是本文開頭提到的那天了。當(dāng)時手稿彩圖典藏本的制作已到了對版調(diào)色階段，需要和手稿對照，楊洋就把他爺爺?shù)氖指灞车搅诵旅襟w大廈。他打電話說：“手稿得在您辦公室放幾個小時，我覺得在我這層辦公樓放哪兒都不合適。”

　　于是，那天我有幸和《國寶沉浮錄》手稿相處了八個小時。這一次，我有機(jī)會從頭到尾，細(xì)細(xì)翻閱。厚厚三大本，每本都是自行裝訂，封面是用當(dāng)時畫報的銅版紙頁做的，翻得已有些破爛。楊老先生的毛筆小字真漂亮。繁體豎寫，墨色或濃或淡，書寫時工時草。最引人注目者，是稿紙?zhí)祛^密密麻麻的增訂筆跡：墨色有紅，有黑，有藍(lán)，明顯來自毛筆、鋼筆、圓珠筆。那是不同年代的事實(shí)訂正，是深思熟慮的信息增減，是謹(jǐn)嚴(yán)鑒別的百慮一得。

　　我忽然想到一個問題：想當(dāng)初，楊先生交給出版社的清稿，書名為《故宮散佚書畫見聞考略》 ，出版社的責(zé)編提出改為《國寶沉浮錄》。楊仁愷先生覺得此名新鮮明快，讀者容易接受，但他同時希望保留原書名，重要原因之一是茅盾先生已經(jīng)題寫了書名。

　　《國寶沉浮錄》這個書名果然大受市場歡迎，初版之后的所有版本盡管內(nèi)容多有增補(bǔ)，但書名一直沒變。

　　一部大書的“生命密碼”

　　手稿版有“前言”一篇，1991年版棄之未用，楊仁愷先生新寫了“自序”一篇以代之。新序中那種感慨萬端的沉郁筆調(diào)和痛定思痛的反思精神，1973年的老“前言”中當(dāng)然沒有。但老“前言”對書名的解釋，新序里也沒怎么提。僅此一端，就可看出手稿本的價值所在：那不僅是一筆可供“知識考古”的資源，還是一宗可以和《國寶沉浮錄》相互觀照、鑒往知今的文獻(xiàn)，也是后來流布天下的新書生命的一部分。

　　關(guān)于“書名”，1973年的前言說：“《故宮散佚書畫見聞考略》，是專以溥儀盜出的書畫為對象，宋元善本，不在此限。所謂‘見聞’，以親眼見到的為主……所謂‘考略’，不免涉及到作品發(fā)現(xiàn)的經(jīng)過，從而藉以窺知黨的文物政策的正確性，或者對某件作品發(fā)現(xiàn)的文物價值作一番估計，由此對它進(jìn)行一點(diǎn)考索，予以初步的評價。”

　　當(dāng)時我曾想，也許我們的“手稿彩圖典藏本”應(yīng)該恢復(fù)《故宮散佚書畫見聞考略》；又想，《國寶沉浮錄》已經(jīng)太有名了，“倒行逆施”可能累及新書傳播，只好作罷。

　　手稿彩圖典藏版《國寶沉浮錄》出版后，我和楊仁愷先生的長子楊健通過一個電話，問他什么時候讀過這部手稿。楊健說，直到1991年父親楊仁愷先生的《國寶沉浮錄》出版，他們做兒女的才知道這部著作的價值是如此之大。他們原來都知道父親有一部手稿，看得比什么都重。“好像他身邊永遠(yuǎn)都只有這部書稿。1969年父母親下放到遼寧岫巖縣，逢年過節(jié)，我從盤錦知青點(diǎn)去看望他們，晚上總看見油燈下父親在那部手稿上寫寫畫畫。我們也不關(guān)心他在寫什么，他也不和我們談?wù)摗Ｄ阒�道，父親不讓我們學(xué)他的專業(yè)。”楊健說他知道那部手稿曾經(jīng)在抄家時被抄走。“我父親和他們‘杠’上了，說他的手稿沒有任何政治問題，說不發(fā)還手稿他就不下鄉(xiāng)。那些人可能覺得手稿沒什么用處，就還了回來。”

　　國寶幾度沉浮，一部揭示國寶遭遇與真贗的手稿也沉浮如此，讓人感嘆。我忽然想，那部發(fā)往出版社的清稿，也應(yīng)該影印出來。這樣，一部大書的“生命密碼”，才全部銘刻在了青史之中。